时光编辑部 |予臻
探寻电影背后的谜题。
没想到东京国际电影节结束三天了，王传君得奖所引发的舆论风波还在继续。
昨日，白百何回应她先前所发“六字”微博内涵的事件是什么，并不是针对电影节评奖的内幕，而是针对《春树》导演张律和制片人彭瑾对其的态度。
本以为靠着《春树》获得“影帝”的王传君终于可以得到祝福了，但结果舆论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仍然有很多质疑其拿奖的声音。
质疑声起源于一个“撕奖内幕”的小道消息，称某女评委联合另外两人推出某位男演员，由于要兼顾地区平衡，取消范冰冰二封影后，白百何更是在第一轮出局。这则消息把文晏和王传君推上了风口浪尖，而最初发布消息的网友已删文，其宣称来自于朝日新闻工作人员提供消息，却在外网找不到任何相关出处。
虽然在颁奖后，文晏与评委们逐一解释了网传的内幕并非事实，“女主竞争非常激烈”“奖是评委一起评出来的”……但群众似乎并不买单。随后，郝蕾朋友圈发文批判“撕奖”乱象，把东京、戛纳、威尼斯电影节奖都“批”了一遍。
今日，刚有电影上映的辛芷蕾也坐不住了，发文回应威尼斯“撕奖”传闻并非事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群众对一个电影奖关注的焦点，从“谁更有演技？”变成“谁更能撕奖？”仿佛现在的奖不是评谁更有实力，而是评谁更有关系。每一个有中国评委参与的国际电影节，都得经历一轮给中国演员或电影“撕奖”的流程。
同样是营销“撕奖”，赵涛给辛芷蕾“撕奖”、周冬雨给赵箫泓“撕奖”好评如潮，到了文晏“撕奖”却口碑翻车，只因为没“撕”对奖？
电影节的奖真是靠“撕”出来的吗？
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有五个人，是典型的小团体评审制度。相比观众投票制度，小团体能够保障一定专业度，避免奖项被流量裹挟、成为粉丝做数据的产物。
当然，小团体制度因为评审人数少，容易陷入“曲高和寡”境地，被认为不如工会投票制度的奥斯卡公平。但近些年，奥斯卡也因为“可公关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比如今年大获全胜的《阿诺拉》，揽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女主、最佳导演三大奖，但却被美媒《综艺》曝出花费高达1800万美元公关费来冲奖，而该片的成本仅为600万美元。奥斯卡被指变成了一场“公关游戏”，谁能砸下更多的公关费、“攻略”更多的工会成员，谁就更有机会获奖。
而很多小团体电影节为了改变“曲高和寡”的调性，会在初选与复选阶段，尽量邀来更多人数的评委，让他们保证初期筛选的“公平性”。
所以坊间流行一句话，提名看实力，得奖看运气。提名是很多的评委，从很多片子里筛选出来的。但得奖，则是要看最终评审小团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博弈结果。
博弈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少数强势评委引领全局。二种是势均力敌两方或者多方博弈，最后常见渔翁得利的结果。比如金马执委会主席闻天祥透露，2014年最佳女主奖的角逐中，巩俐、赵薇输给了陈湘琪，正是这种情况。三种是评审意见趋同，一致通过最终人选，这是最公平的情况。
第一种里，可能存在大家所说的“撕奖”情况。
今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文晏并不是评委主席，但却被外界以为是“最强势”“最有话语权”的那一个。可能会是因为有两位评委与她都有合作关系，桂纶镁出演过文晏所制片的《白日焰火》，马修·拉克劳担任过《白日焰火》导演刁亦男其他电影的摄影师。
与其说“文晏关系强大”，不如说是东京电影节给的红利。综合这两年主竞赛入围情况来看，东京国际电影节明显有“亲中”趋势。这些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处在一个尴尬位置。2018年的时候，东京国际电影节将最佳影片的大奖颁给法国电影《阿曼达》，却没有一个主创到场领奖，最后由法国驻日大使代领。
眼看着后起之秀釜山国际电影节聚焦 电影，做得风生水起。东京国际电影节也开始有所改变，开放更多名额给中国片。2023年入围了三部，2024年入围了五部，包括《小小的我》《乔妍的心事》等，2025年入围了三部。
此前长达38年时间里，东京国际电影节每年入围中国片数量，保持在一部左右，最多两部，有时甚至没有。
东京国际电影节不仅中国片多了，中国评委也多了。2023年有赵涛、2024年有梁朝伟，今年则破例找了俩，文晏和桂纶镁。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得奖概率大增。
但问题是，入围片子太多，没办法都照顾到。以前只有一部入围时，评委“撕奖”目标只有一个。现在入围太多，“撕”谁则成了评委的难题。“撕”错了，费力不讨好，获奖者王传君和评奖者文晏都没捞着口碑。
为什么大家更关注“撕奖”？
群众比之前更关注“撕奖”内幕，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随着 后电影市场的改变，很多电影奖都在经历一个历史变动期，颁奖结果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观众对电影节处在“祛魅”阶段。
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员、导演，会打造自己的“撕奖”人设，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闻以xx撕奖为标题，评奖内幕成了摆上台面的话题。
比如，今年2月，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范冰冰“撕奖”，让姚晨监制的《生息之地》拿下了最佳影片。随后，姚晨还在微博对范冰冰公开表示感谢。
9月，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赵涛“撕奖”，让辛芷蕾凭借《日掛中天》成为继巩俐、叶德娴之后第三位华人威尼斯影后。原本去年演《风流一代》冲奖失败、演技备受质疑的赵涛，突然扭转了口碑。
10月，担任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评委周冬雨“撕奖”，让赵箫泓凭借《监狱来的妈妈》斩获影后。主演四部电影票房扑街、一度陷入口碑低谷的周冬雨，也终于有了正面的舆论话题。
在国外，很多女导演、女演员也有“撕奖”人设。比如与中国电影人关系亲密的朱丽叶·比诺什、伊莎贝尔·于佩尔以及《芭比》导演格蕾塔·葛韦格。
去年格蕾塔·葛韦格担任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给《阿诺拉》“撕”了金棕榈大奖。今年，朱丽叶·比诺什担任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给《狂野时代》“撕”了主竞赛单元特别奖。
因为明星“撕奖”人设深入人心，所以群众就会越加认为，一个演员能不能够获奖，都是靠某个评委的努力，而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演技与电影内容本身。在没有看到电影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白百何、范冰冰比获得影后的福地桃子、河濑直美演技更好。或许，两位 影后这次表演，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而且如果一个评委“撕奖”目的性太强，硬要为自己国家平庸的片子“撕”一个奖，很容易折损奖项本身的含金量。
近日，演员郝蕾发朋友圈抨击“撕奖”乱象，直言“威尼斯凭借一个女演员扯头发就可以得影后，这个影后还有含金量吗？”“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性玩转东京电影节，所谓老登也可男可女。”
得奖与否，明星都需要“造”出关注度
如今的电影市场，文艺片投资愈加趋冷。文艺片制片人小沫曾向时光君透露，跑了很多电影节的创投，她的感受是当下文艺片想要找到资金，只能靠“明星”驱动。
文艺片比以往更需要“明星”。从白百何的发文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即便像张律这类有名气、拍小成本的文艺片导演，也得“卖惨”求明星演戏，才能拉到投资。
当然，明星出演一部文艺片，不可能全然是因为被剧本、被真情所打动，从而愿意自降片酬、自费出席电影活动。大多数明星不做亏本买卖，她们的第一诉求定然是冲奖。一旦拿下演技奖，获封影帝、影后，商业回报远大于片酬。辛芷蕾9月拿下影后，10月火速新增了两个代言。
但冲奖结果，不是谁能决定的。赵丽颖出演《乔妍的心事》颗粒无收，王鹤棣接连拍了两部魏书钧导演的电影《青春梦》《白鹤亮翅》，暂时没有收到一个有分量的电影节入围。
白百何主演的张律导演的两部电影《罗目的黄昏》《春树》，前者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拿下最佳影片，后者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拿下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
相对来说，已经算“满载而归”了。但结果，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处在事业低谷期的白百何，挺需要一个奖的肯定与转运。而群众也很希望看到“大女主逆风翻盘”的故事，但东京国际电影节却偏偏没遂大家的愿。
这种情况下，如果电影上映后，演员演技出色，被很多观众认可，“遗珠”人设更能深入人心。比如巩俐因为《归来》的表演遗憾落败51届金马影后，成为大家经常提起的“意难平”。
不管怎样，一个演员的演技足够出色，总归不会白演一次文艺片。怕就怕，现在很多演员是演技不够，“戏精”人设来凑。虽然电影节的内幕风波愈演愈烈，但还是希望电影奖早日回归对电影本身、演技本身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