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创作向来讲究矛盾与冲突，冲突矛盾的来源是什么呢？自然是反转与相悖，故事进行反转设定，角色设置成为与之行为相悖的性格等等。这样以来不但增加了可看性，而且不容易让角色扁平化，本来这是好的理念，然而这样的理念被不断的应用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创作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矛盾与冲突越是激烈，对于观众而言，社会价值观就越发面临普遍的挑战，这样的作品不是孤例。
今天推荐韩国电影《无声》，本片讲述的是一个哑巴犯罪分子在一次绑架案中遇见了一个小女孩，于是，犯罪分子与这个小女孩之间建立了友谊，正当两个人开始亲密无间的时候，之间横生事故，犯罪分子将小女孩送回了学校，然而故事却没有结束。
《无声》就是一部典型的用相悖的设定来夺人眼球的作品，犯罪分子本该是穷凶极恶的，然而任何一个习惯了编剧设定逻辑的编剧自然容易给这个穷凶极恶的人找一个温柔的一面来伪装。注意，这里用的伪装是为了让观众在荧幕面前看到犯罪分子温柔的一面，从而短暂的忽视其残忍的一面。不得不说这样的设计非常巧妙。
一方面，我们自然知道所有人都有性格的多面性，一个好人并不会不永远做好事情，可能在一些小细节上会让人觉得讨厌；同样的，一个坏人，坏到了骨子里，但某一次他也能灵光乍现的做一些好事情。这是编剧进行角色创作时候信手拈来的创作技巧，然而这种技巧性多了之后，观众们容易陷入到一种错误的判断当中去，那就是与犯罪分子共情。
共情是每一个有情感的正常人所产生的自然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如果被引导的话，很容易造成我们的同情心泛滥，这个世界本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时候都有混沌的地方，然而共情一方面使得观众的情感得以释放，另一方面更加加深了这种混沌地带的范围。慢慢的，我们在面对恶性案件的时候，就不会直接想到让犯罪分子伏法是正确的，而是去寻找犯罪分子一丝丝的良知，从而为其行为辩白一些合理性。这是不客观的，而这种不客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舆论引导的结果，电影就担当了这种舆论引导作用。
那么有人就会说，我们是否要回到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呢？自然不是这样，创作本身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然而创作者在进行创作加工的时候是需要考虑到社会价值观的朝向的。不是说所有塑造复杂人格的角色都是失败的，而是说我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除了追求其冲击力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下社会价值，如果不考虑这些，那么影视作品在其影响力之下，究竟会发出来什么样得社会舆论结果就不可知了，而这种舆论结果是好是坏更加不可知了。
不是说这样的技巧方式不行，而是说创作者需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犯罪是有原因的，这点无可厚非，但是犯罪就是犯罪，为什么犯罪行为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因为这种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我们可以同情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减少这样的行为发生，达到查缺补漏的目的，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原因而忽视罪犯本身地犯罪行为，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而犯罪行为更需要付出代价，因为这个世界，社会稳定是基础，我们不能超越这个稳定来谈论别的事情。
很多人容易同情心泛滥，一方面是因为编剧的创作引导，另一方面则是忽视了这个社会的稳定性来谈论一些事情。我们所讨论的所有人文理念，人文关怀，人类情感等等，都是在这个社会具有普遍稳定性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一个安定的社会氛围才具备让我们讨论这些理念的基础，相反，一个社会如果价值观混乱，如果犯罪者可以因为一些原因而逃脱惩罚，那么稳定何在？我们还能像电影中那样去岁月静好吗？
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好的创作技巧可以让人物更加的丰满立体，但这其中不能忽视人物本身具有的性质，《无声》的另一个片名叫《收尸人》，这是什么意思，不用多说了吧。我们在面对恶性犯罪的时候，自然是需要考虑犯罪者也具有人性的光辉的，但是如果这种光辉盖过了犯罪者的恶性犯罪行为，那么作品的意义何在？
我们可以看到犯罪者人性闪光的一面，但是犯罪者就是犯罪者，犯罪者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人总是要负责任吧，这一点是基础，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谈论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那么既有的规则就不存在了，既然规则不存在，既然犯罪不需要审判，只需要情感共鸣，那么社会终将变成什么样子，这已经很难想象了，恐怕到时候，我们抱怨的就不仅仅是犯罪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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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