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什卡·霍兰以冷静、睿智的笔触还原了一场震撼东欧的历史事件：布拉格之春临近尾声，一位捷克青年学生以自焚的极端方式表达抗议，这场象征性的牺牲在社会各界引发了连锁反应。《燃烧的灌木丛》正是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由HBO欧洲出品，共三集。该剧以超过四小时的完整版形式登陆北美，先后亮相各大电影节，并在纽约Film Forum影院放映两周。这种跨界呈现，既揭示了当代国际发行路径的复杂性，也再次证明电影与电视剧之间的审美边界已日渐模糊。
相较而言，欧洲创作者历来更早洞察电视媒介的潜力。早年如伯格曼、法斯宾德和戈达尔，皆曾将部分代表作拍摄为电视作品，并在后来剪辑为适合电影银幕的版本。虽然这些作品在结构上遵循剧集的节奏逻辑，讲求单集的完整性与节奏控制，但其运镜语言、色彩层次、主题隐喻和时间线的断裂感，却更接近电影语法：它们更适合在黑暗影院中、长时间沉浸式观看，而非客厅里的碎片式消费。
霍兰作为老牌导演，早年曾在波兰电影黄金期师从瓦伊达和扎努西，多年来始终在大银幕与小荧屏之间游走。她近年来也执导了诸多美剧，《谋杀》《忧愁河上桥》《火线》等均有其身影。《燃烧的灌木丛》的影像语言，显然借鉴了当代一线美剧的主流风格：运镜流畅、剪辑自然、色调克制且写实，整体画面“漂亮”而不张扬，甚至可以说是“得体保守”的。与大多数美剧一样，这类画面往往主动压缩表现力的边界——这既出于制作周期与预算的实际限制，也可能是一种风格取向：不让画面形式喧宾夺主，从而更专注于人物发展与叙事推进。
剧集的叙事起点，正是那场决定全局走向的事件——1969年1月16日，20岁的扬·帕拉赫在布拉格熙攘的瓦茨拉夫广场当众自焚。这距离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五个月。他的举动点燃了全国的悲愤情绪，也迅速将剧集的故事结构分化为数条并行线索。影片在多条副线之间的来回切换极具章法，是一项颇为高明的结构设计，只是每当情节推向高潮，配乐便会滑入一种机械般的节奏律动，略显生硬，成为本剧在形式上最接近传统美剧套路的一处短板。
第一集中，一位由伊万·特罗扬饰演的公安局长登场，他性格粗直却不乏正直，被上级指派以“防止更多激进行为”为由，进行压制行动（当然，在体制话术中，这类行为通常被称为“自杀”）。但进入第二集后，剧集的焦点明显转向了布雷绍娃——一位年轻的女律师。在高级党派议员维莱姆·诺维公开演讲、诬指帕拉赫“本打算伪造自杀”之后，她决定为帕拉赫的母亲与弟弟出庭辩护。自此，剧集转入其最核心的法律与伦理辩论。
支撑整起诉讼的深层疑问，也是剧中最具冲击力的段落之一：帕拉赫的自焚，究竟是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是绝境之下的非理性绝望？是不该拒绝生命的激进行为？抑或干脆就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在某场对话中，一位同事低声告诉布雷绍娃：“一个正常人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她的回应干脆利落：“可是在被占领的时代，‘正常’本身就已是奢侈。”又有一位年长的抵抗运动支持者，在学生集会上对年轻人说：“你们太轻易就愿意为理想去死。”而学生领袖毫不退让地反击：“也许我们只是更清楚，哪些事值得用命来换。”
虽然剧集最终在尾声中采用纪录片影像，展示了20年后“帕拉赫纪念周”的广泛抗议活动，并将帕拉赫确立为崇高信念的烈士，但它并未忘记提醒观众：他的牺牲虽然唤起人心，但也制造出一连串非自愿的“牺牲品”——那些被波及、被清算、被牵连的人。
《燃烧的灌木丛》的一大优点，是它并未将“敌人”绝对妖魔化，也不把“正义”简单神化。布雷绍娃的丈夫是一位极具共鸣力的医生，原则坚定，但他的固执也导致他冷漠拒绝了上司暗中提供的“脱身机会”——即便那位上司其实对他颇为宽容。又如她的同事，为了换取女儿的安全，将关键证据交给了当局，这条支线平实却格外动人。
当然，也有几处对“同情”的过度调配。比如某位本可一笔带过的政府高官，某位神志不清的党内老太太，都被安排了过多关于子女与孙辈的情感镜头，似乎有意通过“他们也有家庭”来软化其罪责。但这种手法一旦滥用，反而削弱了剧集的力度。而反过来看，布雷绍娃与她两个“天使般的”女儿之间的互动，有时也略显刻意和符号化，情感表达稍嫌用力过猛。
维莱姆·诺维是本剧中塑造最出色的配角之一。这位老迈、疲惫的官僚，曾经在早年的政治斗争中差点锒铛入狱，如今则显得被多年的算计与腐败彻底磨平了人性。在剧集结尾，两人唯一一次私下交谈中，他对布雷绍娃说：“我在寻找真相。”布雷绍娃听后一脸不可置信地回击：“可你明明知道一切都是谎言。”而他的回答则更为冷峻：“你根本不懂。我是个政治家。对政客而言，真相就是对国家有利的东西。”
这句台词不仅让整部影片的主题豁然凸显，也将其哲学维度拔高了一个层级——它建立起了两种对立的道德坐标系：一边是布雷绍娃与帕拉赫这样执着于揭露事实、追问体制真相的人；另一边则是以诺维为代表的犬儒者，他们以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现实主义”为盾，将一切真相包装成“对民族有利”的权宜之计。
然而，这种二元对立也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剧集所描绘的所有人物中，帕拉赫本身或许才是最不追求“字面真相”的那一个。他的告别信中提到“火炬小组”，暗示他并非孤身一人，但这一说法极可能并无其人。他的自焚，本质上正是一场以肉身化作象征的行动，是对现实政治彻底绝望后的象征性语言——将自己转化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符号。
布雷绍娃的抗争，正是为了守护这个符号的完整性与意义。霍兰的镜头所呈现的，不是中立的观察，而是一种深切的信念：她们的抗争不仅必要，而且完全正当。换句话说，她们所捍卫的，确实“对国家有利”。
至于帕拉赫之举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益？还是因为它真实，才成为国家之益？这是一个也许没有哪部电影，或者哪部电视剧，能够真正解答的问题。
By Max Nelson
From Film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