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导筒」特别报道
2025年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大幕。「导筒directube」也将陆续发布相关特别报道。
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华语新风”单元入围影片《风过耳》近日于上海影城SHO影城举行首映式，影片由彭韬执导，王彪霞总策划，姚安濂、曹曦文主演。
《风过耳》以其独特的剧情设定将一个跨越三十年的家庭往事娓娓道来。通过保姆与儿媳双重身份的惠英（曹曦文 饰）串联起失明父亲（姚安濂 饰）与身患绝症的儿子贺大明三人之间的辛酸往事。影片以家庭为棱镜，折射出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感困境——当最本能的亲情表达被命运无情截断，普通人如何在破碎中找寻情感的链接？导演彭韬以其标志性的克制叙事，将家庭矛盾的暗流涌动与人物内心的惊涛骇浪完美融合，使影片风平浪静下的汹涌澎湃被银幕前的观众一览无遗。
导演彭韬自创作起始便聚焦社会边缘人物的精神困境，对小人物的命运以及家庭题材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表达。其长片首作《血蝉》曾斩获瑞士洛迦诺电影节NETPAC奖、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字塔金奖等十五项国际荣誉，而《流离》《焚尸人》等作品更是以冷峻的镜头语言叩问人性本质。其中《流离》获鹿特丹HBF电影项目资金资助，并入选2008年圣丹斯夏季剧本工作室，后于第三十八届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竞赛单元首映；电影《焚尸人》在2012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亦于釜山国际电影节及台北金马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展映。此次的长片作品《风过耳》也延续了其对家庭伦理的深度探索，而主演姚安濂与曹曦文扎实的表演功底更是为影片注入了厚重的情感张力。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风过耳》从剧本阶段便受到国际影展关注，曾先后入选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与2023年香港国际电影节“ 电影投资会”。同时，随着影片在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新风”单元的成功展映，业界对其后续定档与发行公映的期待也在持续升温。从江津的街巷到上海的银幕，《风过耳》正以其深沉的人文关怀，唤起观众心灵深处的情感体验。
在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光影盛宴中，《风过耳》以其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剖析与情感联结的诗意呈现，为华语电影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导演彭韬以近乎人类学式的镜头，捕捉这座西南小城的烟火气——清晨的市集、巷口的棋局、老茶馆的喧嚣——与贺大明内心的荒凉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以景写情”的手法，使《风过耳》超越家庭伦理的叙事框架，成为一部关于时代变迁与乡土记忆的影像档案。
本期导筒带来《风过耳》主创的专访，从导演彭幍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持续关注，到姚安濂、曹曦文等实力派演员对角色的精准诠释，这部作品不仅是一场银幕的会面，更是一次关于爱与救赎的心灵对话。
专访正文
导筒：贺大明与父亲之间“至死不能相认”的设定充满戏剧张力，且将悬念保留到了影片末尾，您是如何与两位主演沟通表演的大致方向和细节的？
彭韬：我觉得在表演当中还是应该发挥演员的主观能动性，导演不要施加太多的控制，导演施加很多的控制是糟糕的，告诉演员该怎么演，然后将他们限定住，那样演员演得是非常难受的，我觉得剧本已经把大的轮廓给他们勾勒出来，然后就不用在细节上对他们有太多的限制，给他们有一个大的方向，只要沿着一个大的方向对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然后，表演上自己的细节就自己去处理。因为他们都是很专业很优秀的演员，所以说他们有时候想的比我想得还要好，他们就能经常超水平发挥，更生活更自然。
导筒：接下来想问一下姚安濂老师，片中您饰演的父亲，有从失明状态到恢复视觉的两个阶段，这个角色一直在尝试表达情感，但似乎受困于自己身心状况，您是如何把握演员的情感变化的？
姚安濂：一步一步来的过程，根据剧情的发展，其实这个父亲他后半生真是蛮悲催的，家中遭遇那么大的不幸，大儿子杀死了小儿子，他能够撑下来，他内心必定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一般人扛不住，可能就对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但是他能那么活下来，最后还去做了眼睛的手术，实际上他对生活从来就没有绝望过，他一直是有一线希望。
从眼睛开刀，医院出来以后看见了，回到家以后还专门从抽屉里拿出小时候跟儿子的照片，我觉得就是这一点东西一直支撑着他。
导筒：接下来想提问曹曦文，惠英这个角色在片中一直处在知晓真相但又隐忍的状态，并且她也串联起影片中绝大多数人物，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女性形象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塑造她？
曹曦文：我觉得她像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女性，首先得接纳她的爱人，即使已经身患重症，让他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个时刻，希望能够给予他父亲更多的关爱，可以让我去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或者是以钟点工的方式去替他完成他对的父亲的关爱，这是夫妻之间的默契或者是付出。惠英去公公家，公公对她产生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或者是生活上的依赖，她该如何面对，她也选择接受，因为她能够理解人不论在什么时候，内心都是孤寂的，都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心灵上或者是生活上都有一个依靠，我会觉得惠英平时看似内心平淡，但是平淡中有非常真实的质朴和大智慧。
导筒：接下来再问一下导演，就是影片的英文名是“Listening to the Wind”我觉得英文名的使用很有诗意，然后风也在影片当中有着某种象征，就是不可控的命运或者情感上，请您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彭韬：这个名字其实是Tony Rayns给起的，意思是“听风吟”，我觉得比我想的英文名字都好，因为它本身是有一种诗意，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部电影也有自己的命运。其实人都是很渺小的，就像在大江大河当中的浮游生物一样，你只能随波逐流，而不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一定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你只不过是乘势而为，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颗平淡心，顺其自然。
Tony Rayns
导筒：您如何通过镜头语言（如场景、色调、留白）表现本片的情感传达？
彭韬：因为对生活自然的追求是我对电影的追求，就是说我们这个片子其实就是呈现朴实自然的生活，全部采用自然光，然后比较温馨的，这部分我邀请摄影师回答。
杜昌博：导演设定的自然写实，包括刚才提到的诗意，我觉得如何把这三个元素融合到一块，在色彩光线包括构图方面，显得不刻意，更多需要我们隐藏摄影机的存在，把更多的空间留给演员相互之间的交流以及在空间内的调度。所以我们在机位的设置，也是尽可能也不影响演员的自然的调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值得。
关于片中，姚老师的盲视觉，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测试，设想在镜头没有被发明之前，摄影是如何完成的？就用小孔成像原理，姚老师在亭子的段落，仰望的主观，那个镜头当时我们是没有装镜头的，用塑料片贴到上面，之后用铁丝，打火机把它烧红之后扎了一个小洞，所以姚老师在一开始盲视觉的状态，他实际上是一个又模糊又诗意。在拍摄现场工作人员也很奇怪，说他们当时趴到镜头前面说诶没装镜头，拿着摄影机乱晃悠啥，最后的呈现也是在片子开头字幕的这段用得特别好，所以大致上这个片子是这样的影像追求。
导筒：那会有比较印象深刻或者说拍摄难度最大的一场戏吗？
杜昌博：可能就是船上那场，姚老师和老哥们分别，还有同一天，杨老师还有曹老师去医院那一天，因为给我们租的摆渡船给的时间很紧，时间空间都有限制，还有不同的试点的镜头，然后光线变化也比较快，但是我觉得出来是特别好，隔江相望。然后每天回应，然后往返于江两岸，我觉得是特别棒的。
曹曦文：我跟小贺在凉亭有一个镜头，我后来看了片子，也觉得很赞，而且通常拍其他戏都会说让人挨得紧一点，但那个就是一个在画左，一个在画右，中间空着，就好有味道。
杜昌博：其实也有运气在里面，正好有那一条，再拍就抓不到了。
导筒：您在片中是否允许演员有即兴发挥的片段？如果有的话也可以两位有这种让表演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彭韬：我觉得我是希望演员有即兴发挥的，这样的话会把戏演活，完全按照剧本来演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有那种碰撞出来的火花，能起化学反应，其实是对影片的一个提升，能超越剧本，那是最好的，我是希望有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片子当中有这种段落在里面，两位演员都是非常优秀，他们其实对我这个影片是有提升的，也是我运气比较好，选对了。
曹曦文：导演太谦虚了，我很坦诚的说，是因为我又重新看了一遍剧本，我依然还是很被这个剧本打动，如果不是您的剧本写的这么出色，我相信姚老师或者是我或者是其他的演员，就可能不会被这个剧本打动。但是我仔细想了想，我现在要再演能不能比那会儿更好一点，我觉得还是不能，我们只能说完成导演现在剧本里的人物和故事，尽可能去完成，再努力往上够一点可能都难了。不知道做的导演满不满意。
彭韬：我觉得我还是很满意的。不要做到极致，做到极致不好了，物极必反就该衰了，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其实这个也很难做到，我觉得姚老师跟曹老师在表演上那种分寸感把握的特别好。
姚安濂：我跟曹老师我们俩在拍摄当中，实际上大部分的戏都是即兴的，我们根据剧本所提供的或者台词互动的一个规定情景，完成一场戏的时候，更多的是彼此之间在感受，通过感受所获得的东西，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
彭韬：其实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它就是生活。演员真实的在镜头前呈现生活，不是靠那种强的戏剧性去触动观众，是让观众去体验，那种人物的情感，其实那个劲要很大的，比那种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的劲要大。
导筒：姚安濂老师您之前也曾参演过《苏州河》《青红》等很多经典艺术电影，这次的角色塑造，相比过往的演出会有怎样与众不同的体验？
姚安濂：和《青红》也好，跟《苏州河》也好，这次的人物都截然不同，但是这个角色给了我更大的一个表演空间去塑造人物，比如说他两个儿子是同父异母的，大儿子不慎把小儿子给杀了，形成了父子之间的对立，因而儿子后来判刑以后，他甚至于都没有去看过这个儿子，给儿子一种误解，当时可能是一种怒气，愤怒等等，以为父亲永远不会原谅他，所以他自己都不敢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他后来去到父亲家里，他都是偷偷躲在边上在观察父亲，但是他从来不敢正式站在父亲的面前告诉他我是你儿子。但是从父亲的角度，其实他内心特别渴望儿子哪天能回来，我觉得他处于一种极度的孤独之中，身边亲人都没有，他甚至眼睛都看不见，在一片黑暗当中，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是家里的钟点工，保姆，而在他们的接触当中，他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能和她在一起，希望这个人能每天待在一块的时间能够更久，甚至于希望能够跟她共度余生。这一系列，给人物感染空间特别大，但是实际上表演是必须收着的，又不能撒开了去演，它跟电视剧表演还是有所不一样。
导筒：接着想再问一下曹老师，惠英展现了坚韧与温柔，作为家庭情感的“粘合剂”，她也做出了不小的牺牲，您认为她在片中最动人的瞬间是什么？
曹曦文：其实这个片子到结尾的部分，有我们在现场拍的过程当中即兴冒出来的一句台词。当我带着相当于是我好朋友的孩子，我最后爱人也死了，我相当于就陪着我的公公和我好朋友的孩子，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一起带着孩子在放风筝，小孩在那磕树皮，然后她从地上找了一片树皮，贴在树上说，树皮贴不上去，不是这棵树的，然后我当时就说其实树皮和树原本是一家，只是分开的时间久了，你觉得他们不是一家，但你看好好的把它抚平贴在上面，会发现它们原本就是一体。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沟通，我觉得父与子的关系，其实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隔阂，儿子为什么要杀了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个儿子为什么出狱了之后，又没有第一时间去直面跟爸爸的隔阂去和解，为什么要叫他老婆来当保姆去照顾自己的爸爸？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分开太久了产生了隔阂，而没有勇气去面对、去交流、去沟通，去表达爱。其实这又回到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含蓄隐忍或者是猜测，但是并没有直接表达爱，所以分开久了就以为不是一家，但是如果你试图从地上捡起那一棵树皮贴在树上抚平他，发现原来其实只要花一点点力气，依然是可以很好地粘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还挺精妙的，顺其自然，随风去，该面对的都要面对。
导筒：好的。想再问一下导演，您在导演阐述中提到“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片中父子隔阂的根源，是否暗喻了两代价值观的冲突？在您呈现的中国式家庭关系上，您希望通过结局传递怎样的思考？
彭韬：我这个剧本当中写的还有原生家庭的伤害，其实中国儒道里讲究孝道，但是他从来不讲父母应该怎么做，应该对子女怎么做，其实父母对子女的一些行为，包括思维模式，都是家庭打造出来的，都是父母给打造出来的。类似二十四孝，中国为什么要讲究孝悌，因为孝悌，不会坐上犯乱，它其实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统治手段，但是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说要愚孝，其实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我的原生家庭对我也有一些影响，我也知道从我的原生家庭当中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父亲，怎么对待我的子女，属于相互学习。纪伯伦说：“你的子女不是你的子女，他们是对自身生命渴望而诞生的孩子”。所以说子女不是父母的附属品，父母也不能试图控制他们，和把想法强加给他们，父母和子女应该是相互平等的关系。
导筒：好的，儿子的形象在片中呈现出一种游离的状态，也展现出一种以“沉默”表达情感的状态，片中也有他与妻子以舞蹈代替语言的段落，您是否想展示“东方式的含蓄美学”？
彭韬：其实就是说此时无声胜有声，道是无情胜有情，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觉得语言有的时候是很苍白无力的，人类的那种情感的精髓部分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出来的，有时候用象来表述出来，有一个方法叫言有尽而意无穷，让观众通过这种无言来体会它这种意境在里面。然后，舞蹈部分，我是这么考虑的，电影是一种形体的表现，不能光靠对话，其实这次片子中对话也非常少，所以我就尽量设计一些动作，包括用这种舞蹈跳舞来表现他们的内心。
导筒：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了两位演员老师的，首先是问一下姚老师，片中您的角色对作为保姆身份的惠英多次展露出爱意，直到影片结尾揭开真相，一种颠覆伦理的力量让这个角色遭受巨大影响，您认为这种时刻，对于主角家庭以及其中的个体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姚安濂：你刚才说的颠覆伦理，我觉得影片当中跟儿媳妇后来在一块生活，是公公和儿媳妇在一块生活，不是他们俩好了，是他们组成了一个三口之家。但实际上来自于三个家庭，我一个，儿媳妇，以及没有血缘的孩子。
确实其中有情节，我这个角色的行为也蛮过分，甚至有些下流，他提出要求，虽然实际上是很正常，比如他要求儿媳妇给他洗澡。
曹曦文：我觉得一点不过分，首先，这是一个眼睛有障碍的老人，让一个小时工或者是保姆帮助洗澡，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连这点需求都没有的话，要这保姆干嘛，对吗。
姚安濂：关键是不仅仅是洗澡，这个角色还有别的想法，惠英实际上是老头后来生活当中的一个希望，除了儿子以外，但是儿子对他来说已经有点不敢抱希望，那么多年儿子一直没回来，只是他埋在内心深处，但是惠英是他看得见摸得着的，或者他实际上看不见，能感受到能摸得着的那么一个生活当中未来的希望。但最后影片，这一家三口能够生活在一起，这是对他来说叫如愿以偿最好的一个回报。
导筒：然后这同一场戏也想问一下曹老师，其实就是您在那个场景里面，因为您本来就知道真相，可能就表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震惊，更加坦然的来面对了这个真相，就是被父亲知道，然后您觉得在那一刻之后，这个角色他心理变化是什么样的？
曹曦文：这一天早晚会来临，他来了我也很坦然接受，他没有来，那就让这个秘密一直埋藏下去。儿子做了他该做的捐献了角膜，父亲又得到了光明，也依然很煎熬，我觉得这两种结果都是婚姻能够预见到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背过身去难受，更多的是替这对父子难受，他们最终是以这样的方式感受到了对方，我觉得儿子虽然已经肉身去世，但是他会一直带着他的角膜陪着父亲，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爱，其实可能更长久，且是深植于内心的超越，语言的表达，爸爸你请原谅我，我们能不能重新好好生活在一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觉得超越了一切，就像导演说的语言是苍白的，但是父亲其实在心底里已经深深被影响，其实这样的父子关系已经是最好的一个句号。
导筒：想问一下导演，其实您之前的很多部作品就已经多次入围国际上很重要的电影节，然后您对于如今中国文艺片面临的这种市场和艺术的平衡，其实还是有一个困境在的，您会如何去看待当下文艺片的现状，然后在您自己的创作当中，你是否会去考虑这样的平衡，或者说你是怎样去处理就是这种现实问题的？
彭韬：我没考虑过这些，我想的就是顺其自然。因为这个说实话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自己有机会能拍我就拍，就挺高兴，不能拍就不拍，退休也无所谓，反正就是顺其自然，因为有些东西你太纠结是没有用的，都是自寻烦恼。
导筒：您会想兼顾作者表达或者观众的这种共鸣吗，是因为其实就算是文艺片，也是需要在节展跟观众见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相比之前的作品，您这次在主题和风格上，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延续或者突破？
彭韬：简单说一下。我觉得目前的创作还是属于作者电影，作者电影可能考虑的其他方面比较少，导演只考虑自我，因为艺术家不考虑那么多，他可以说是自娱自乐吧，我觉得我拿出来大家喜欢看的那就看，不喜欢看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会说专门为取悦于观众来拍。
导筒：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两位演员老师聊一下，因为除了《风过耳》你们也都有出演过其他的一些文艺片作品，就你们觉得最能够打动观众的文艺平台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也可以结合这次的作品来谈。
姚安濂：我觉得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和共情的人物和故事，他就能够打动人。
曹曦文：我前两天在网站上看到一个 电影《完美的日子》，主人公是扫厕所的。我就觉得其实他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其实好的文艺电影，就是在用很平实的方式表达一种人或者多种人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文艺电影可以慢慢品味的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它离你很近，让你感同身受，看完之后会非常的治愈，像喝了百年的或者是千年的高山茶或者是普洱茶，它很淡，但是有很多的回味。你品味完了就会发现，人都一样，在平静的生活，感受每天的太阳升起和夕阳落下，其实人和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论你处在哪个职业，哪个工作，我相信都可以仰望星空或者是感受朝阳给你的温暖和美，我觉得这是好的文艺作品可以带给我们的一种很棒的感受。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给予文艺创作更多的空间或者是更多的资金，以我也非常感恩和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次很棒的体验。
编辑：余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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